占星历史：占星学的发源地(组图)

占星学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占星学的发源地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河之间），指西亚幼法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盘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列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占星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则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看来在很多程度上至今还未动摇。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列最早的文明就在这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开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称为“史前史”。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续到约公元前2230年而亡。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德人吸收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学、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还有书写工具—，泥版和芦苇，用苏美尔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占星学文献在内。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阿卡德文字一直是两河流域地区的主要文字，甚至成为近东各国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亡后，又经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接着苏美尔人有一次短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2100-前2000年），乌尔城（Ur）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才正式登场。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原为—城邦，后来成为“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古巴比伦王朝之第六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于公元前1758年大振军威，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他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镌刻在一根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汉谟拉比名垂千古（连那根刻着《法典》的石柱，历经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露浮宫），汉谟拉比则使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巴比伦王朝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Kassite）的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Assyrian）已经崛起，不久成为巴比伦的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是占星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除了当时巴比伦、埃等处占星学家提供的各种占星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540年）。由于这一王朝系又居于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Chaldaean）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后面这个名称在后世更为响亮，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却是占星学家大方异彩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迦勒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占星学家”的同义词。

强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流域地区不久又处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39-前331年）。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崛起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又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公元前331年他胜利进入巴比伦，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化”时代化的开始。

亚历山大逝世后，他那由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归于分裂，一些重要的将领据地称王，建立起独立的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又塞琉古一世（Seleucus）创建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公元前312--前64年，又称叙利亚王国，亦既中国史籍中的“条支”统治，这是当时希腊化诸王国中版图最大的。塞琉古王朝虽然直到公元前64年才亡于罗马帝国，这并为帝国行省，但其中两河流域地区早在公元前141年就已并入伊朗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即中国史籍中的“安息”）后来又长期处于伊朗撒珊王国（Sa sa nid）统治之下，直到伊斯兰怕人征服该地（公元637年）为止。位于底格立嗣河畔的泰西奉城（Ctesiphon）是帕提亚和萨珊两朝的都城。

就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占星学而言，塞琉古王朝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期间，虽有希腊语波斯的长期统治，但是巴比伦-亚述文明作为一种较高的文化成分，依然继续存在并对周边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近百年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个高度发达、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起源和形式当然还要更早得多。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占星学一天文学原始文献（泥版文书）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之所以要发展这些数理天文学体系，是因为占星学活动需要这种体系作为工具。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随着异族统治带来的多种文明的撞击和交融，作为占星学家的迦勒底人将“迦勒底占星学”广泛传播到中近东和欧洲各地。

古代占星学说是专制王权确立及保持的工具

一、星与神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占星学首先是为帝王们的统治服务的--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出什么例外。而星与神之所以会有密切的关系，还能找到更深一层的思想背景。古代巴比伦人笃信“王权神授”之说，帝王们总是宣称他们的统治权是诸神授予的（而这些神所管领、所代表的众星则通过预示吉凶来帮助他们的统治）。因而至高无上，天经地义，惟我独享。这可以引用写成于距今约3800年前的文献--《汉谟拉比法典》作一个极好的例证，《法典》绪言一开头就明确陈述“王权神授”的理论。

二、国王们的占星学

古代的种种占星学说及占星学活动，极而言之，本质上就是一种通天巫术。这种旨在沟通上天与人世的巫术，对于古代专制王权的确立及保持，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此张光直有过很好的论述：

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

巴比伦军国占星学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可以举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征兆结集》为例。一项所谓“征兆（omen），由观察到天象以及该天象的占星学意义组成，举一个家早期的征兆实例如下：

若金星在二月（Airu月）出现于东方、大、小双子星环绕着她，且此四星连同金星皆晦暗不明亮，则埃兰（Elam）王将患病而亡。

《征兆结集》由70余块泥版组成，包括7000余相征兆。它很可能写成于公元前900年之前，而此求被广泛引用。对于此类征兆还可以再稍微举几例：

若金星移近天蝎座，将有不可抗拒之大暴风雨袭我国土。暴风雨之神阿达德（Adad）以他的倾盆大雨、水身埃阿以他的无尽水源，洒向大地。

若火星变暗，未来大利二吉；变亮，则不利而凶。

若某行星质亮度凌驾众星，连恒星都显得逊色的话，那将有一国君王扫荡六，统一天下……

这类占星文献有时被西方学者称为“征兆占星学”（omen astrology）。

征兆占星学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比如某位亚述国王想要幸运吉利之星何在，宫廷占星学家就去观天，并将观察所得的星象与旧有的征兆系列进行参照，然后他以信件的形式写一份报告上呈国王，汇报所见天象以及该天象兆的意义。这类书信报告的泥版文书原件留下了不少（写于公元前722-612年之间的），其中包括恒星表、圆形星空图以及许多构成《征兆结集》的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这类征兆占星学（也就是本书导论中所定义的军国占星学）是完全的不依赖于黄道十二宫（zodiacdl signs）的，依赖黄道十二宫的生辰占星学直到迦勒底王朝时期方始萌芽。在我们上面所引的例证中，已经出新了一些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如天秤座、天蝎座等，但这可以视为早期的星座名称及划分，与黄道十二宫系的形成不能等量齐观。

古巴比伦王朝和亚述王朝时期的宫廷占星学们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世界此后由占星学家供奉宫廷的传统，这种传统直到17世纪之后才趋于消歇。

这些占星学家在宫廷中当顾问，解答国王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研究场所，就环布在埃阿神之庙周围。以萨哈顿王即位之初，曾指令他们为他推算，何时为重塑诸神神像及重建诸神圣殿的最佳时刻？他也向占星学家垂询更为个人的事物，比如即将发生的交蚀是否对他有危险？甚至有何时是王子前来叩见自己的吉时这样的问题（他现任记得先王有被子孙谋杀的惨例）。

黄道12宫与中国24节气的对应关系

三、黄道十二宫

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本意是“兽带”（zodiac，这可能是较为后出的名称）。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出现了。在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占星学文献《纲要》（MUL-APIN，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列的星座那时有18个，先列如下：

《纲要》说这18星座“沿月道排列”，其实只能是大致如此--按照现代仍在使用的西方星座对天区星座对天区的划分，黄道并不经过第11-18各星座，它们只是位于月道附近而已。最末的一个，“北鱼座”，早已不使用。而后来定型的黄道十二宫中，金牛（Taurus）和巨蟹（Cancer）却未在《纲要》中出现。但《纲要》的作者已经知道太阳和五大行星也始终是在月道环带上运行的。

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前3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以用于埃及；然后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黄道十二宫体系实际上是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方共同创造完成的。比如，象征白羊宫的公羊形象，就来源于埃及；而金牛宫的公牛则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人称之为戈特-安（Gud.anan）；狮子宫的的形象则又是埃及人的贡献，这个星座在巴比伦人那里称为大犬（Great Dog）。还有一些星座是双方共有的，比如双子宫的双星。至于巨蟹宫的蟹，本来是巴比伦人的，然而埃及人则有与之对应的双龟形象，后来这又被希腊人继承过去，有人甚至认为这可能还是古代中国“四灵”中“玄武”（龟蛇）的来源。

黄道十二宫体系兼有巴比伦与埃及色彩，这在古代是长期的公认之事。这里必须对“黄道十二星座”与“黄道十二宫”作一点说明。这二者名称虽然相同，今天所代表的概念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今天打开一册星图，将看到有若干星座所据有的天区被黄道所穿越，但我们决不能将这些星座与黄道十二宫混为一谈--尽管它们的名称是一致的。星座由星群所代表，而由于岁差的作用，星群沿着黄道缓缓向西退移；然而黄道十二宫则是定义的，亘古不变，以春分点为起算点，每一宫占据30度的宽度。当初巴比伦占星学家提出黄道诸宫的概念，并最终确立黄道十二宫体系时，沿黄道的十二星座正与他们所定义的黄道十二宫一一对应，所以才取了这些星座名称来代表各宫。以后因岁差的作用，星群逐渐向西退移，诸星的黄经值也已大大改变，比如，今日的春分点早已不在白羊座内（尽管仍用白羊的у符号来表示）而是移到了双鱼座。

D-帕克（D-Parker）与J-帕克（j-parker）二人曾将黄道十二宫体系流行到世界各地后所出现的多种符号名称加以比较。包括巴比伦、印度、希腊、中国的以及梵文和拉丁文名称。他们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当成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每宫两气），随着从天文学原理上来也不算大谬，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两者都是以太阳周年视运动在黄道上所走过的路径为基准的，况且巴比伦人也早有类似的认识，比如在一块公元前12世纪的尼布甲尼撒一世纪念石柱上，就有以公牛（金牛宫）和蝎（天蝎宫）代表春与秋的内容。但是二十四节气毕竟不是天球坐标系统，将之视为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到底有些不伦不类。

另一方面，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也确实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太阳总是在相同的节气运行到对应相同的宫。下面就是两者的对应：

由于黄道十二宫与十二四节气都是定义而非实测的，所以两者的对应不会因为岁差之类的因素而改变。不过这里也应该指出，就现今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二十四节气与占星学并无关系；而我们下面就将看到，黄道十二宫体系的产生和确立与占星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这幅制作于1587年的木版画显示了制作算命天宫图时的状况：助产士正在照料临产的孕妇。她们的背后，占星学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讲解算命天宫图。

四、五大行星

关于行星的占星学，在巴比伦性占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本身的重要性之外，它又是一道桥梁--一头通向军国占星学，一头通向占星学，一头通向生辰占星学。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这两类占星学的源头看来都在巴比伦。

迄今以发展的巴比伦泥版中，虽然保存了大量占星学文献，但那都是关于天体位置的推算、观测以及对“征兆”的解说之类。

在巴比伦是占星家来看，行星的“过宫”，即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宫进入下一宫，具有占星学上的重要意义。更复杂、也更重要的则是行星序列，就是将五大行星依照某种理论（比如根据各星的性质、特点、能够大小等）排成序列。，让它们依次“统治”各宫中的一定位置。巴比伦占星学采用的序列有两种。较早期的一种是这样：

木、金、土、水、火

稍后一种流行于波斯—希腊化时期，系将水星与土星互换，即：

木、金、水、土、火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尚未探明。较早的那种序列构成一套“占星约定”（terms）的理论基础。在托勒密的《四书》中的，这套体系被称为“迦勒底体系”，可简述如下：

黄道上每三个相差20度的宫构成一个“三宫一体”（tripliciti），比如白羊、狮子、射手三宫就是一个“三宫一体”。在这一体的三宫中，五大行星一次统治每个宫中的4度、5度、6度、7度、8度的区域，由于恰好有：

4度+5度+6度+7度+8度=30度

正好填满一宫，“统治”没有空缺。黄道十二宫共可构成4个“三宫一体”，这样五大行星依据上述早期那种序列周而复始，各自统治自己的天区，就还缺少一个“三宫一体”。为此，又将双子--天秤--水瓶这个“三宫一体”一分为二，分为昼、夜两部，于是5个“三宫一体”对五大行星，恰可配齐循环一周。这可以列出一览表：

“迦勒底体系”循环周期表

上面这表的意思是：在第一个“三宫一体”即白羊、狮子、射手这三宫中，每宫的初始8度，由木星统治，接下来的7度，由金星统治，土星则统治再往后的6度，如此等等，其次依次类推即得。所谓某行星统治某几度天区，当指该行星运行至这几度天区之内时，该行星的影响力最大。

上面所属这套行星占星学的理论系统，尽管其基础无疑是巴比伦的，但是搞得如此精制而且形式化，学者们认为其中也可能已有希腊占星学家的贡献。

巴比伦占星家观测及推算五大占星的运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特别重视行星的冲、留、初见、隐（即“状”的开始）等，“特征天象”（charateristicphenomnea）。由于这些天象都是周期性的，所以巴比伦是占星家对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掌握得非常之好。以前国内有些著作常提到下面这组周期，认为由此可见巴比伦人对行星周期已经测定的很准：

上面这组数据实际上意味着：

　意思是说，金星约在8年内走完5个会合周期，其余各星类推。还有一组周期数据、前面金、水、土三星与上面一样，火与木的年数增为79与80天，就更准确一点。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上面那些根据希腊著作家旧书里传下来的数据，其实远未能反映巴比伦占星学家对行星运动所达到的数理天文学水平。由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已经得到整理的天学文献可知，至迟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巴比伦占星家已经使用如下关系式：

土：256F=265Y=9Pe

木：391F=427Y=36Pe

水：133F=284Y=151Pe

金：728F=1151Y

水：1513F=480Y

其中F表示会合周期，Pe表示恒星周期，Y是年。这组数据非常准确，其中的会合周期F与现代值相比，竟可吻合到3位小数。

还有颇可赞赏的一点，上面这些数据并不是靠长期观测的死办法，而是巧妙地利用准确性较低的小周期，进行合理的线性组合来获得。仍以木星的427年周期为例：由于巴比伦占星家们已经观测到，木星每12年绕黄道一周多5度，而每72年绕黄道6周但少6度，于是就有：

427=6×12+5×71

这就是木星427年长周期的来历。仿此，火星的284年周期可由47年和79年两个小周期线性组合而得：

282=47+3×79

其余三星也有类似的来历。这些大小周期，都已都专家在泥版文书中获得证实。

这里附带可以提到一点，在上面所引塞琉古王朝时期的行星运动关系式中，内性星金、水二星没有列出它们的恒星周期数值，这是因巴比伦人误将金、水二星的恒星周期认为1年--古代世界许多地方的占星一天文学家，包括中国的在内，都有同样的误解。造成这样相同错误的原因，在于地心体系的局限。

除了行星运动的周期之外，巴比伦占星家对于行星在黄道上运行时的快慢、往复（行星有逆行--当然只是在视运动中）等情况，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力图用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推算。他们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内插法，这在古代世界诸重要文明中药算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因而也是非常领先的。在现今发现的泥版文书中，有一份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水星运动表，特别值得注意。该表的年代为塞琉古纪年第122年（S.E.122，即公元前189年），内容是6个月间水星逐日黄经值及其差分。在这段时间内，水星的的运行状况又被分为六小段，每段的状况各有不相同、描述时所用的数学方法也不同。

据研究，这分表与用现代方法计算而得的结果相比较，在“伏”的阶段误差有时可达8度，但在其余阶段则吻合得非常好。由于“伏”是一个看不见水星的阶段，所以有一点误差对于掌握水星整个周期内的运动而言影响不大。

巴比伦占星家在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推算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当然是和他们的行星占星学体系的特点分不开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过宫、它们在各个“三宫一体”中相应统治天区内的穿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情况，占星家们就必须精确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种周期，以及在每个会合周期内顺、留、逆、伏等种种运行状况，这样实施他们的占星活动时方能得心应手--我们不应忘记，巴比伦占星家对各种行星天象的观测及推算锻造与“占星预言”（astological predictions）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开普勒为捷克贵族华伦斯坦制作的算命天宫图

五、算命天宫图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建立和完备，再加上对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观测与推算也日益精密准确当这个两个要素逐渐具备时，使用算命天宫图的生辰占星学也就到了它诞生的时辰了。

我们面前已经指出过，军国占星学是不预言个人穷通祸福而仅关注军国大事的，但国王们是一个例外。因为国王虽然也是个人，然而他的祸福是与整个王国密不可分的。因而在古人看来国王的祸福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的祸福。按照这个思路，人们当然就会在王子降生时就希望能预知他未来一生的祸福一步，生辰占星学的主题就以明确地浮现出来了。

安全沃尔登（B-L-van der Waerden）的看法，在巴比伦占星家尚未充分掌握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数学推算时，他们还无力排算一幅真正的算命天天宫图；但由于认为婴儿降生时刻的天象能够兆姐他未了祸福的理论和信念此前早已存在，故占星家们已经可以在婴儿诞生时匆匆观测一下天象而做出某些预言。这使他相信，在旧有的军国占星学与后来的算命天宫图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环节，他称之为“原始兽带占星”（primitive zodiacal astrology）。这种占星已与黄道上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预言已涉及木星在黄道宫座中的位置，或是月亮当天狼星初见之日在黄道上的位置，等等。这类预言可以在古代希腊文著作中发现，它们处于奥而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人物，谈弹奏竖琴能感动木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袄教创始人）之类的人物之口。但沃尔登论证，它们起源于嘉乐地王朝时代。

接下来，算命天宫度就正式粉墨登场了。迄今发现的巴比伦算命天宫遗物至少有六件，其中标题年份最早的一件是公元前410年--由于算命天宫图是局人降生时刻的天象以预推其人未必祸福的，出生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数据之一，故必有标题年份。此年份是待算命者的出生之年，但未必是该天宫图制作之年，因为也常有在其人成您后才请人推算的，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样的著名例证。

那份公元前410年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是为德克（Deke）的后裔、舒玛-乌沙（Shuma-usar）之子推算的，原件藏于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的图书馆。其人出生时刻的天象记录如下：

月亮：违约天蝎之角的下方；

木星：位于双鱼宫；

金星：位于金牛宫；

土星：位于巨蟹宫；

火星：位于双子宫；

水星：不可见；

预言了伦敦大火的算命天宫图

有时，占星学家绘制的算命天宫图不使用传统样式。图为英国占星学家威廉-利利1652年出版的著作中的插图。作者称，这是一幅特殊的算命天宫图，其中预言了1666年著名的“伦敦大火”。

图中的数字分别表示：

1、太阳位于处女宫；

2、水星位于天秤宫；

3、金星位于天秤宫；

4、火星位于天蝎宫；

5、土星位于魔羯宫；

6、月亮位于双鱼宫；

7、木星位于双鱼宫。

另外还有标明年份的五件巴比伦算命天宫图，年代依次为公元前263、前258、前235、前230、前142年。其中有保留下预言内容的，比如有一件预言如下：

他将缺乏健康。他将食不果腹。他年青时拥有的健康将离他而去。他将长寿。他的妻子--人们将当着他的面勾引她，将……（以下残缺）

早期的算命天宫图及其预言的形式，与后世“标准化”的形式相比，有相当的区别。下面的一例也是巴比伦的，但与后世的形式较接近些，其中说：

金星的位置意味着，他将无往不利；他将儿女成群……水星的位置则意味着，勇敢的人方能够出类拔萃，在他的众兄弟中他将最为出。

这类预言，通常都是根据一些普通的法则，再加以综合考虑及各种附会、普通或平衡，然后做出的。这类举几则在迦勒底王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判断法则，以见一斑：

月亮从地平线升上来时出生者，一生充满光明和幸福，成长过程一帆风顺，且又长寿。

火星从地平上升上天空时出生者，幼年即遭伤害，并将染病夭折。

若出生时刻适逢木星从地平升起而火星恰没入地平，则此子将是幸运儿，但其妻会先他辞世。

这类通则后世也普遍流传，成为占星家枕中鸿秘。当然在细节上会有不少改变。

现存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都以是巴比伦人关于日、月、五大行星运动的数理知识充分发达时的产物。学者们早已正确地指出，正是生辰占星学的发展，以及排算宫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成长。因此继迦勒底王朝之后，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统治时期迎来了占星—天文学发展的辉煌时期。

古巴比伦的占星活动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天文资料

六、三环星盘

所谓“三环星盘”是以出土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又一类占星学文献。在阿苏而尔（Assur）、尼尼微、乌鲁克（Uruk）和巴比伦城等遗址中都以发现这类文献。它们通常三层同心圆环组成，再由六根直径将之作1四等分，形成12栏36格。由于每格中标有一星，所以又得名为“一栏三星”（Three stars each）；谓之“星盘”（astrolabes）其实并不确切，专家们已特别指出这一点，但囿于习惯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姑且用之。

现存各件三环星盘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已是残片。但由于12栏36格极其重的星、标示数字等大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因此专家们已有办法将之复原出来。

三环星盘上的36星，可分为三组，每组12光。外环12星是“埃阿之星”。应是较南面的诸星；追环为“安努之星”，系黄一赤道带上的12颗光；内换则是北京的12粒“恩利尔”之星。据文献上的陈述，每栏中的三颗星都只有在该栏所代表的月份（12栏对应—年12个月）中才能被看到，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此36星中竟有3颗行星--金星、火星与木星。

有的三环星盘上标有数字，这些数字按一定的规则构成序列，在外环、每格中的数字从12开始，每次增加20，增至240时，又每次减20，再减至120。正好历12格，绕外环一周。中环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所有数字都减半。内环也是如此，但数字再减为环的一半，也即外环的四分之一。学者们在这些数列中法了巴比伦“折线函数”（linear zigzag function）的早期例证。折线函数是一种线性周期函数，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数理文学中大放异彩，几乎被用来处理一切课题，而且能够达到飞机精确的程度。比如我们在本届四中所举行的星周期，水星运动表等实例，就都是使用折线函数处理的。然而在三环星盘上出现这种数列，究竟有什么具体用途，还在猜测与研讨之中。

三环星盘与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约成于公元前700年时的巴比伦占星学文献《纲要》之间，也有着内在的数理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反映了巴比伦占星一天文学的系统性。

七、交蚀与观测日志

占星家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他们能够准确预推各种天象，这样才能结合自己的社会及历史经验、国内外的重要军政情报等因素，及时做出准确的占星预言。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占星文献，表明占星家们正是将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多亏了如此，占星学才能促进数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天象的实际观测，作用占星学家来说，也绝对不可偏废。因为许多奇异天象没有周期性，或者古人不知道它有周期性（比如彗星出现等），而这些天象的出现又往往被认为有重大的占星学意义，非仔细观测不可。而且，对于能够预先推算的天象，推算之法究竟准确与否，最终也必须要靠实际观测来判定、检验。

在已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中，约保存有1200块左右的观测日志（diary），正是巴比伦是刑侦家对实际天象的观测记录。这些观测日至大部分是公元前400--前50年间的，也有少数年代更早，属于嘉乐地王朝时期甚至亚述时代。在可确定年份的日志泥版中（大部分日志泥版是残块），年份最早的一块是公元前652年，属亚述王朝末年。这些日志泥版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这部分作古代世界非常罕见的珍贵史料，已受到萨克斯（A-Sachs）所编《晚期巴比伦天学及有关史料》一书中。

每项观测日志通常包括对月亮和行星的观测记录，但以现代眼光审视的话，并非每项记录都准确。日志还常出现两种注记，对其楔形文作拉丁转写后形式如下：

NU PAP（意为“观测不到”）

DIR NU（意为“因有云故观测不到”）

这类注记常出现在预告有交蚀的日子，说明对交蚀的预报与观测，巴比伦占星家非常重视，预报之后要作实测检验。前一种注记说明预报失误（到时未发生交蚀），后一种注记说话并非检验不力，只是天气条件不允许。

观测日志中记录的行星天象，其中的行星位置总是以该行星与月亮及恒星的相对位置给出，且常用“位于南方（北方）多少距离”的形式来记录，很像本届四中所举《至大论》对“迦勒底人”水星观测引用之例。日志还要记下行星的初见与未见（last visibility，即“伏”的前夕最后一次可见）。

然而观测日志中对月亮的观测记录特别详细。整个月相变化周期被分为六个阶段，各有标准术语如下：

na：日入至月入

su：日入至月升

me：月升至日入

na：日升至月入

mi：日入至月升

kur：日升至日升

其中有栏表面上看只是指示了观测雨量的时间，但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可知这其中实际上已暗含了月相变化周期中的各阶段：

第一项，指新月可见的第一天，仅在黄昏的西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第二至五项，指满月前后各阶段。

第六项，指残月可见的末一天，仅在清晨的东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如果天气不好无法观测，日志上就用计算值补上，但未交代这些值是依据什么方面计算出来的。

观测日志中海油管理天狼星的初见和末见，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记录，但这些数据大部分是据计算而得的。此外还记录各种气象，如虹、晕、雷、雨、云、暴风等，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非常类似。

还有一些泥版占星文献中的，有对某一行星若干年的观测记录，还有专门记录一系列交蚀的。这些有可能是从观测日志中选辑而成的。这类文献中的早期部分，有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月蚀的详细记录，比如有一份文献记录了从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713年共14年间的月蚀；还有一份甚至追溯到巴比伦王纳巴那沙（Nabonassar）（公元前747-前734年在位）年间，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曾在他的《至大论》中表明，托自纳巴那沙王在位期间开始的交蚀观测记录，还能在他写书时被他加以利用，而这一点现在已经从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得到证实。这真是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之间绝妙的吻合。

亚述宫廷的占星学家在他们向国王所作的报告中，不仅报告时交蚀的观测，也预报他们所推算的将要出现的交蚀。这些报告的泥版有许多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并得到释读。但这些预报都用何种方法作出的，在这些报告中并无交代。对于古代巴比伦占星家预报加蚀的数理方法，学者们至今仍所知甚少。

八、彗星

关于彗星的各种占星学意义及著名的故事，我们将留待后文再论，这里仅先看一下古代巴比伦占星家对彗星的观测及报告。

在本节七中提到的巴比伦占星家所观测日志中，有一种星象被称为萨拉谟（sallammu），有时也拼作sallummu--都是指拉丁转写形式。根据其上下文内容来判断，可知萨拉谟用以之指称天象：彗星与流星。由于彗星出现在天空的时间可以很长，而流星必转瞬而逝，所以现代研究者能够根据前后记载而将彗星记录从日志中确认出来（比如一个萨拉谟联系出现了几天，那它必非流星，就可断定它是一颗彗星的记录）。

在巴比伦占星家的观测日志中，已认出的最早彗星记录是公元前235年，可惜这项记录的上下文泥版都已碎毁，无法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但也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彗星记录，其中有两项曾特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第一项记录的年份是公元前164年，在两块泥版上留下了记录的两个片断：

彗星已出现于东方安努神之路上，位于昴星团及金牛座区域，向西方……遵埃阿神之路行去。

（彗星）在埃阿神之路上射手座区域，位于木星前方一腕尺，向北高于木星三腕尺。

观天日志中还有一项彗星射手座区域，年份是公元前87年，原文所在泥版藏于大英博物馆：……第十三日于月出至日落之间隔中，经测定为8度处，夜晚之处，有彗星出现，…四月份日复一日，一腕尺……其尾位于西北之间，长五腕尺……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因此，慧星二指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周期彗星，其运行轨道为椭圆，太阳位于其焦点处，这种彗星循椭圆轨道运行，周而复始。经若干年会重新回到太阳附近，而在此为地球上的人类观测到。另一类为非周期彗星，其轨道为抛物线或双曲线，“一生”中仅有一次靠近太阳（太阳仍位于其焦点处），此后就没入万古黑暗之中，永无回归之日，在已确定其轨道的彗星之中，周期彗星月占到40%的比例。在所有已知彗星中，最著名的是哈雷彗星之（Halley‘s comet）它是一颗周期彗星，每76年左右回归一次。有关哈雷彗星大而明亮，运行状况又比较稳定，其周期又比较适中，所以历史上不少次彗星出现的集材，都已被现代学者证认出就是哈雷彗星的回顾（例如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哈雷彗星的32次回归，其中从公元前239年那次开始，往下无一漏载）。近年有斯蒂芬孙（F-R-Stephenson）等人的研究（1985），认为上述两例巴比伦你版文书中的彗星记录，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归。

本文节选自《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占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