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占星学的哲学家彼特拉克
打击之举与反对之声
对占星学的打击主要来自政治斗争之中，这当然多半是占星学家自己卷入政治风波而招致的。最容易召祸的莫过于占星学家对君王寿限的推算和预言，这种事古已有之，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些古罗马时代的事例。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并无改变。例如1555年，英国占星学家迪和其他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用占星学为女王伊丽莎白和别的君王推算寿命。158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规定：预测女王寿命、为女王或她的继承人排算绘制天宫图（哪怕仅作公式计算）等，皆为重罪。而在上一个世纪，已经有好几位占星学家因推算君王寿限之罪被处死。其次，为耶稣基督算命和排算天宫图的念头也长久地吸引着占星学家，而这也是很容易召祸的举动。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占星学家卡尔达诺因为替基督算命，被指控为异端，受了牢狱之灾；与他相比，二百年前他的意大利同行阿斯科利的遭遇要惨得多了，他也是为基督排算天宫图，并从中推算出基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结论，结果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烧死。
反对占星学的论述，同样古已有之。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现代世界到来的前夜，反对占星学的声音却并不比前代更多更响。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文人学士。例如哲学家彼特拉克（F-Petrarch）晚年与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的作者）的通信中，表示了他对占星学家的极端轻蔑--然而他与他们却并非没有私人交往。当时一些历史著作家也表示了反对占星学的态度；在《古代故事百篇》之类的小说作品中，占星学家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那时的文学家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曾有一段妙语：
“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见于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的《回忆录》，引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当然，这个时代反对占星学最有名的人物无疑是米兰多拉的皮科伯爵。他写了《驳占星学家》，照J布尔克哈特的看法，这部作品对当时的占星学造成很大打击。当时盛传的三位占星学家预言伯爵死期而应验的故事，似乎也反映了占星学家及其信奉者们对伯爵的反感。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部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宗教的而非科学的”；据信它还曾对后来开普勒的思想产生过相当影响。
伽里略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审
无论如何，到17世纪以后，占星学在西方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简单化观点，认为占星学的衰落是科学对占星学、或者说科学家对占星学家“斗争”的结果；但是这种主要是由科普作家“想当然耳”传播开来的观点，实际上几乎一点也经不起历史的考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到17世纪为止，对占星学进行抨击的言论，和对占星学家进行杀害或监禁的行动，都已至少存在了1500年以上，但是占星学照样承传不绝，还有过两次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对占星学的态度更为文明，不再杀人焚书，占星学的处境比以前只有更为“安全”。至于科学家对占星学的所谓“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现代人的臆想。我们前面曾讨论过，像第谷、开普勒这样的人物，都将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一身二任。更生动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止一个，比如哥白尼总该算不折不扣的伟大天文学家了，但是他的书斋里也收藏着一些占星学书籍；由于《天体运行论》中完全未涉及占星学，他本人也未留下其他涉及占星学的论述，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对占星学持什么态度--但是D帕克提醒人们：托勒密的《至大论》中也只字未提占星学，而这并不妨碍他写下占星学的《圣经》--《四书》。
与许多现代人假想的场景--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现代天文学与迷信愚昧邪恶害人的占星学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相反，当《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许多占星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占星学造成冲击。将太阳还是地球放在中心，这只是数学计算上有所不同，对于占星学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接受日心学说的占星学家在16、17世纪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国，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于1571年，即《天体运行论》发表后仅28年）等一批占星学家和占星历书的作者。顺便说起，这位迪格斯还是望远镜发明者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占星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占星学，这才是占星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占星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纪，局面发生空前巨变--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长和扩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占星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实验科学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切实的解释。换句话说，占星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占星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
如果说占星学在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好古成癖之士业余玩赏的对象，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占星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的知识系统仍然残剩着相当的市场。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结束：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人士（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8人）联名发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学家的声明》，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对占星学的正式讨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对占星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得到认可开始感到关注”。此举例是很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斗争”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国那位专喜异调独弹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骂个狗血淋头。他雄辩地指出，这些科学家“肯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们的声明比起1484年罗马教廷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来要远远不如。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是指出这些现代科学家对于占星学这门植根于古代的学问并无了解，因此从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看，这些科学家对占星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页。
我们看这个事例当然不是要去判断那186位科学家与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占星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
节选自《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占星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