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历史：占星大肆传播的希腊世界(组图)

宙斯神殿

染上“占星疾病”之前的希腊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默里关于占星学进入希腊“如同一种新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海岛上的居民”的著名说法，当这种“占星疾病”降临希腊时，也确实曾遭到古希腊有识之士的反对。这方面特别著名的例子是天文学家、数学家欧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前355年），他坚决反对迦勒底的生辰占星学，曾说：“对于那些依据人们出生日期来预言和判断他们一生的迦勒底人，不应给予任何信任。”另一位学者西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2-前287年），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弟子，听说占星学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刻来预言其人一生中的事件，如同天气预报那样，也大表惊异。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古希腊自身的传统知识和思想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适宜占星学生长的土壤。这里姑举比较突出的两方面为例，略述如下：

一、择日之说

所谓择日，基本思想是：一年中的不同日子（或一月中的，或一日中的不同时刻），有吉有凶，有的宜做某些事而不宜做另一些事物，因此行事时要选择合适的日子和时刻。这种择日的思想和学说，在古代中国堪称源远流长，然而它在古希腊的历史还要早得多。

赫西奥德

赫西奥德（Hesiod）是古希腊继荷马（Homer）之后最早的诗人，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约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赫西奥德有多种著作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为长诗《工作与时日》（Erga kai Hemerai）。这部长诗的最后部分（765至828行），竟全是讲择日的，非常详细，兹摘录若干如下：[1]（赫西奥德Hesiod：《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23-25页）

下述这些日子是无所不知的宙斯（Zeus）定下的，只要人们不把它们搞错了。

首先，每月的第一、第四、第七天皆是神圣至日。……第八天、第九天--上旬里至少这两天是特别有利于人类劳动的。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都是好日子，无论用于剪羊毛，还是用来收获喜人的果实……

每月中旬的第六天非常利于植物，但有利于男孩降世，不利于女孩出生，不利于姑娘出嫁。每月上旬的第六天不适宜女婴出世……这天适宜男孩降世。但是，那天出生的人将喜欢挖苦、说谎、狡辩和私通。

在伟大的第十二天，聪明人应该诞生，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每月第十天是男性降生的吉祥日，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女性降临的吉祥日……

要躲过每月第五天，因为这些天艰难可怕。在某个月的第五天，据说厄里倪厄斯（Erinyes，复仇女神）曾帮助了誓约女神的降生，而誓约女神是斯特里夫（Strife，不和女神）生下来追究违誓者的。

每月中旬第九天愈晚愈好，但中旬的第九天完全不害于人类，这天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出生吉祥日……

以上说的这些日子对大地上的人类是一大恩典。其余日子捉摸不定，不那么吉利，不带来任何东西……一个人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做自己本份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灵，能识别鸟类的前兆和避免犯罪，这个在这些日子里就能快乐，就能幸运。

这种择日的学说，在本质上与巴比伦的生辰占星学实有相同之处。在古代印度占星学中，择日之说发展得更为完备周密，而且印度古代的占星—天文学与巴比伦及希腊都大有渊源。

二、天象迷信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作者。在他流传下来的大量著作中，集中讨论天学的有《论天》（De Caelo）和《天象学》（Meteorologika，以前中文常译作《气象学》，不确）两种。还有一个短篇《论宇宙》中也谈到一些，这相传于他致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封信--他是这位著名君王的老师；但通常认为该篇出于后人伪托，并非亚里士多德本人手笔。

在《天象学》中，亚里士多德用了不少篇幅谈论慧星。他认为慧星的构成性质类似火，慧星出现常常是干旱和大风的预兆：

当慧星很多，而且经常出现时，那些年份就明显是干旱的和多风的……例如，当那块石头从气中落入埃戈斯河中时；在那时，有颗慧星也恰巧出现在西方。再有，在大慧星出现时，冬季干燥，北风凛冽，潮浪由于风而相对撞……再有，在尼古麦克霍斯（Nikomakhos）统治时，（按为公元前341-前340年），一颗慧星在赤道圈周围出现了几天（这一次没有升起在西方），这与科林斯发生的风暴是一致的。

这种认为天象能够影响气象的思想，在古代是常见的，后来又由此演化为所谓“占星气象学”，专据星象以预言气侯气象。这种古老的迷信前几年也曾在中国大地上又觅得一位传人，一时间招摇过市，着实热闹过一阵。当然，与古希腊学术大师亚里士多德相比，虽有许多现代的包装，确实在要等而下之了。因亚里士多德认为慧星是大气层中的产物，由此推论慧星会影响气象，在道理上还略有一点说得通之处。

但希腊人对于慧星天象的迷信还有更甚者。例如公元前372年出现的一颗慧星，亚里士多德曾经描绘它有长达60度的慧尾，据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这颗慧星被认为是斯巴达人衰落的预兆。又如公元前343年出现的一颗慧星，被视为西西里人吉兆，等等。当占星学在希腊化世界和欧洲流行之后，对于慧星的占星迷信当然更多，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还有一件广为人知的著名故事不妨在这里一提，即吕底亚人（Lydians）和美地亚人（Medians）之间因一次日蚀而罢战言和，而这次日蚀曾由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米利都的）作出预报。

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就爆发了一次战争，这场战争继续了五年……不过在第六个年头的一次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奥尼亚人（Ionians）预言了这个事件，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实际上这话应验了。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看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便都十分希望达成和平的协议……这两个民族像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不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并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亚历山大东征

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世传奇说起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前323年）是马其顿（Macedon）国王菲力普二世（Philip II）之子，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一些古代传说中，这位伟人的身世却充满传奇色彩，而且与占星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这里略述其梗概如下：

相传，亚历山大的真正父亲是末代埃及法老奈克塔内布（Nectanbus。亚历山大远征至埃及，被拥戴为法老，他去世后由其部将托勒密建立王国统治，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他们都已不是正统的埃及人）。这位法老有类似“撒豆成兵”的法术，能凭空唤大军集结。但在公元前356年那年，天上的行星向他兆示：他的王国将被强敌征服，任他法术高深也无济于事。于是奈克塔内布化装成占星学家，去到马其顿，着意取悦于菲力普二世的宫廷。终有一天被他候到一个良机，乘飞利浦二世外出之时，他潜入王后的寝宫，伪装成阿蒙神下凡，使王后怀了孕。

等到分娩之日到来时，奈克塔内布又去到王后寝宫，在那里大施法术。他安置起一个占星用的金盘，外圈是埃及的36旬星，中圈是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内圈是日、月；还有一些标识，用来表示行星位置。他要王后控制婴儿降生的时刻--带他据金盘排算出来的吉祥时刻才分娩，结果亚历山大果然降生于吉日良辰。但是，国王菲力普二世回宫之后，面对这一切既成事实做何反应，传奇故事中却并未交代出来。

这个故事还未结束。亚历山大出生之后，奈克塔内布成了他的塾师，用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名为《秘中之秘》（The Secret of Secrets）的书--据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撰，后来失传--当然都是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奈克塔内布向王子传授占星学，可是当王子长到12岁时，却将自己的生父兼恩师、占星学家、前埃及法老（从理论上说当时仍是法老）奈克塔内布扔下了悬崖，原因是要证明：这位占星学家并不能正确预言自己的死期。

上面这个摇曳生姿的传奇故事当然不是正史，但它向我们提示了值得注意的几点：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是占星学在西方世界大扩散的最重要契机，难怪后世的占星学家要将占星学的传奇附会到他的身世上去--他可算得占星学史上的大功臣。

认为人的出生时刻决定其人一生祸福的观念，在这个传奇故事中得到生动反映。操控出生时刻以求避祸就是福的想法，由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最后，还可以指出特别有趣的一点：上述故事中亚历山大将奈克塔内布扔下悬崖以证明他不能预言自身死期（问他自己何时死？只要答案不是“现在”，就立刻杀他，即得证明）一节，为后世帝王与占星学家之间斗智斗勇提供了一个屡用不厌的题目。围绕着这个题目，后世的帝王与占星学家各自出新招，精彩纷呈，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一些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

据说，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就曾利用占星学以助成伟业，这虽未留下多少确切的证据，但如此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几乎转瞬之间建立起低于辽阔、民族众多的空前大帝国，则广泛借助于各种力量以成企事业，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亚历山大大帝国转瞬间建立，又在他去世后转瞬分裂，成为迦勒底占星学向各处广泛传播的契机。关于著名的迦勒底占星学家贝罗索斯在希腊的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这样的占星学活动家，比如活动于帕加玛（Pergamum）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宫廷中的占星家苏丁（Soudines），他曾编过一种月亮表，被沿用了好几世纪。当时很多希腊人接纳了新的天学理论，像伊壁琴尼（Epigen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等人都自夸曾受教于巴比伦的祭司—占星学家。又有基第纳斯（Kidenas）其人，可能与巴比伦的某些天文发现有关，他甚至可能曾是贝罗索斯的老师—尽管从年代上推算他与后者相去不远。

希波克拉底

在公元纪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占星学激起了希腊社会中许多群体的强烈共鸣。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和科学家，也包括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这样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向他的门徒传授占星学，以便让他们掌握病人的“凶日”（critical days，这与前面所谈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中的择日之说是一脉相通的）。他曾说：“谁要是不理解占星学，那就不是医生而是白痴。”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观点后来成为欧洲医学界的悠久传统，也使“占星医学”这一脉日渐光大。继他之后的大医学家盖伦（Galen）也坚信占星学。一些希腊医生是根据占星学的象征和兆示来决定医疗措施的。

希腊上层人物对占星学的兴趣之大，在许多传世的典籍中都有反映。古希腊著名的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Aristaphanes），在他的《云》一剧中嘲讽了雅典上流社会对占星学的迷恋。而当柏拉图（Plato）访问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学校时，就遇见两个学生在门口争论占星学问题。更有名的例证是希腊诗人阿拉图斯（Aratus）的《天象》（Phainomena）一书。阿拉图斯是贝罗索斯的同时代人，他在长诗《天象》中描述了行星、黄道、星座等天象，并附有气象预兆的结集，他对气象学家的告诫是：

期年探星空，

黄道十二宫，

气象非妄语，

成算在胸中。

这部长诗在希腊人中代代传诵，后来西塞罗（Cicero）又将它译成拉丁文。诗中的许多天文理论，据说都来自昔日欧多克斯的天文台。

当时风靡希腊世界的是生辰占星学，即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位置，预言其人此后岁月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生老病死，穷通祸福，以及此人在性格、体质等方面的特征。下面是几个具体例子，由此可见一斑：

生于12月14日（年份佚失）：能做到代理总督之职，但会触怒上司，最终沦为囚犯，作苦役至死。

生于公元104年4月23日：手臂短。又一人：有病，在海上出逃不遂，但幸赖土星位置之仁慈，终可幸免于难。

生于公元114年11月10日：四十二岁与一女子口角纠纷，大出其丑；两年后一奴隶横死，他的父亲陷于危险，性命攸关；他本人（受到）“门第微贱”、“强奸”等指控。但他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恩惠……

生于公元116年1月12日：女人气，且有难言的恶习--因为魔羯宫是淫荡好色的，而它的统治者（土星）又远在金牛宫；……他看来将由于一些无法防止的意外事件，在军中高位上被人鸣鼓而攻，届时人们将无不惊奇。

这类预言之荒诞可笑自不待言，但由上引诸例可以看到，有时所预言之事如此具体，以致人们很容易加以证伪，真不知那些占星学家们如何自圆其说。

五星与七政

在这个时代的占星学家心目中，尘世间各种事件与日、月、五大行星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及互动关系。例如，太阳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时刻的阳光有不同性质，据说这种观念来自埃及人。又如，火星在占星学家那里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金星则对应于爱情，水星对应于速度和情报讯息，等等。同时，行星又与古代神话传说联系在如土星和克洛诺斯（Cronos），木星与宙斯之类。关于这些联系的记载和说法，有不少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五大行星的“性质”或“性格”，又有一套说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认为是仁慈的，火星和土星则会相冲相克，而水星则是中性的。行星和月亮的影响力，则依据它们对于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月亮的影响力弱，火星为中等，木星与土星则强。与此相对应，金星和月亮是“湿性”的，而湿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则代表雄性、男性；此外竟还有“雌雄兼性”（hermaphrodite）的水星。在这类玄虚荒诞的说法中，有一条是关于各行星的冷与热--离越远的行星，被认为越冷，这一点倒与事实相符，不过恐怕应该视为古时占星家“歪打正着”的结果。

这里不妨谈一下古代西方占星家“行星”一特的用法。古人只知道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在西方和中国都一样。西方人将此五个天体称为“行星”，中国古代则称为“五星”和“五纬”，古代中国人将行星称为“行星”一词之内，这显然是因为这七大天体都是相对于恒星背景下不断运动之故；与这一意义相对应的措辞，中国古代也有，即所谓“七政”。五行与七政，总是古代占星学家特别重视的对象。

这里还可以顺便看一下五大行星名称在西方古代占星学中的演变。先列表如次：

今日全世界通用的西文名称，就是上表中的最后一行，来源于罗马人的神话。表中所有星名，其实全是三个民族神话中的神名，其中有些我们已经在前面多次提到。而且各民族神话虽不同，但各星对应的神却有着非常类似的身份和使命，比如马杜克、宙斯、朱庇特物系（Jupiter）在神话中都是众神之王，而伊什塔尔、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维纳斯（Venus）都是爱之女神，等等。

万事前定与否？

随着占星学理论的发展，它的内容也就更难单纯一致，相互独立的观念也逐渐各自登场。据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世界的占星学就有了不同的两派：一派主张，人间万事都是前定的（predetermined），而行星天象还是对后来必然要发生的事件的预告，这可称之为“万事前定派”；另一派只承认人间万事中有一部分是前定的，还有一部分则未经前定，因此人们至少还有一些操控未来得余地。而这样的话，选择就是显得非常重要了，你如选择不当，在此时此地做某件事会招灾惹祸；而如选择得当，就彼时彼地做同一件事却会大吉大利。

这后面一派可以称为“非前定派”。由于这种非宿命论的观点，保留了人的主观努力的有效性，当然容易导致较为积极的人生观。因而大体上来说，“非前定派”的占星学理论更受欢迎一些。顺便指出，在古代中国，占星学家几乎从不持“万事前定”的观点。宿命论的观点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古代中国人那里很少有市场。

按照“非前定派”占星家的观点，则操控分娩过程、选择婴儿降生时刻就成为关系到这婴儿一生祸福的大事情了。前述亚历山大大帝身世传奇故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这在那个时代可能是较为风行的做法。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时的占星学家并不仅仅依据别人告诉他的婴儿出生时刻去排算一份算命天宫图就算了事，他往往还需要根据孕妇的预产期，事先排算好一系列的算命天宫图，由此看出哪些日子、哪些使臣分娩是吉利，哪些日子、哪些时辰分娩则不吉，再进而去指导产婆（有时很可能就是占星学家本人充任--不要忘记“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医生必须懂得占星学！）帮助产妇操控分娩过程，力求趋吉避凶，尽量降生一个一生幸运的婴孩。

不过，也不要以为，在这种降生时刻选择术前面--假定在选择的大吉时刻生下的婴孩后来果然一生幸福--“万事前定派”占星家就会甘心认输。主张“万事前定”的人可以争辩说：产妇在分娩时能碰到这样一位占星学家，帮助她选择了大吉的分娩时刻，而产妇也恰好能在这一时刻将婴儿出生，……这一切的一切，本身就都是前定的！对于伪科学来说，要想借用逻辑去驳倒它往往是艰难的，当然更不必指望靠另一种伪科学去驳倒它了。

罗马帝国算命天宫图

随着希腊化世界与东方各民族的交往（特别是战争、贸易和政治联盟之类），希腊化世界的占星学也继续东行，影响到东方、与中亚伊朗高原的文化发生接触。下面就是一个有关的例子。

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公元前1世纪，与塞琉古王朝的同名君子并非一人），是个小国之君，先前曾与庞培（Pompey）为敌，后来在庞培与安东尼（Antonius，继恺撒之后成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爱人）的内战中却成为前者的盟友，曾击退过安东尼的进攻。安条克一世虽只是一个不很著名的国王，却在海拔7000英尺的山颠中有一座巨大陵墓。墓上有着反映那个时代占星学信仰情况的精美浮雕。在这些动人心魄的浮雕艺术中，希腊与伊朗的诸神已合为一体：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即密特拉（Mithra，密特拉教所奉的主神），希腊的火星神阿瑞斯（Ares）则是活格立斯（Hercules），宙斯成了奥罗梅特斯（Oromazdes）。陵墓西侧高坛上另有一幅巨大浮雕，描绘出一只在星空中的雄师--木星在头部，水星在中腰、火星在狮尾。这浮雕被认为是一幅算命天宫图的图示，该天宫图的日期是公元前62年7月6日，这天正是安条克一世靠庞培之力重新复位加冕之日。

希腊化时代的占星学，又几乎被罗马人全盘继承。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希腊—拉丁化的占星学又向波斯传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僧侣们有关。再稍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化占星学又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影响，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就是这样传入印度的；印度占星家有时同时使用两套星座名称，一套是希腊语的音译，另一套则是梵文的意译。有人甚至猜测，希腊化的占星—天文学有可能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传入中国。尽管由于亚历山大远征的激励，希腊文化经过中亚、印度而传入中国，确有其事（比如从佛像上反映出来的雕塑艺术就是一例），但就占星学而言，迄今为止却还未发现希腊影响中国的确切证据。

托勒密

前面谈希腊化时代的占星学，谈到现在，竟还几乎无一语及于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占星学影响最大的占星学大师托勒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由于此人和他的占星学著作实在太重要了，以致我们认为必须为这位伟大人物（因为他远远不止以一代占星大师载入史册）专门写一节。

一、托勒密的生平和著作

托勒密生卒年已无法详考，通常推断为公元100-170年之间。他祖上是希腊人，或希腊化了的某族人；他本人是埃及居民，拥有世袭的罗马公民权，这可能是由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或尼禄（Nero）赠于他祖上的。关于托勒密的家庭和出生地，至今无法确定。他本人很可能终生都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生活和工作。该城当时早已在罗马帝国治下，但仍是希腊文化的重镇。如果仅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继承着眼，托勒密可以算作罗马

帝国时代的人物；然而从文化的演进着眼，则托勒密无疑仍是希腊化时代的人物。有些西方著作中，或把他归入希腊时代，或归入罗马时代，原因就在于此。

只要对托勒密其人、其书和他生活的时代稍有了解，就不难明白，说他是希腊文化最伟大的，也是压轴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绝对当之无愧的。他一生至少写了13部著作，流传至今的有10种，不妨列出如下，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伟大学者如何全面发展的：

《至大论》（Almagest）

《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

《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

《恒星之路》（Phases of the Fixed Stars）

《四书》（Tetrabiblos）

《地理学》（Geography）

《光学》（Optics）

《日晷论》（Analemma）　

《平球论》（Planisphaerium）

《谐和论》（Harmonics）

上列10种著作中，13卷的《至大论》名声最大，成为此后一千余年间拜占庭、阿拉伯和欧洲天文学的《圣经》。《地理学》和《光学》两书也各自成为这两门学科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却是那部从书名上看不出什么名堂的《四书》--此书在它问世后一千余年间一直是西方占星学的《圣经》，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名声在历史上可能比《至大论》还大。我们将在下面两小节中专门讨论《四书》。但在此之前，先要谈谈托勒密其他著作中涉及占星学的内容，以及伪托为托勒密的占星学著作。

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几乎完全未讨论占星学，只卷II、卷VI等少数几处与占星学有间接关系。但在《恒星之象》和《谐和论》两书中，有些章节论及占星学。《恒星之象》2卷，仅第二卷存世。此书专论一些明亮恒星的偕日升偕日落，这是《至大论》中未曾充分展开处理的课题。书中有星历表，列出一年中每天偕日升、落的若干亮星，并结合各种证据，列出这些星象对未来气侯变化的预兆意义。这种把现代意义上的气象学与占星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古希腊一直持续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谐和论》3卷，系数理乐律学著作，根据各个不同传统的希腊体系，讨论各种音调及其分类中的数学音程等问题。但此书中也谈到一些占星学概念，特别是卷III的第16节，谈论各行星的占星学及属性之类。

托勒密在历史上既以占星大师著称，也就发生了一些后世的占星书伪托在他名下的现象。其中特别有名的的例子是《金言百则》一书（拉丁文作Centiloquium），这是一部占星学格言集，共100则。本是一部较为通俗之作，没有什么数理内容。古时被归于托勒密名下流传，但学者们早已确认是处于伪托。

二、托勒密的《四书》

《四书》4卷，在西文中常作Tetrabiblos，系自希腊文转写而来，拉丁文作Quadripartitum，皆为“四卷书”之意。托勒密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的姊妹篇，写作时间约在公元139-161年之间，在完成《至大论》之后若干年。经近代西方学者的考订校释，《四书》已有希腊文和英译文的现代版本可供使用。

《四书》卷I可视为占星学的预备知识，集中讲述日、月、五大行星运动以及恒星位置等数理天文学知识--这是任何一个入流的占星学家都必须掌握的。在卷II中，托勒密设法为占星学确立一些理论基础和原则。例如他论证道：既然太阳、月亮可以通过季节变换、潮汐涨落来直接影响地球上的人类生活，那么五大行星也能影响尘世事务，应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托勒密也谈到占星学可应用于两个领域：国家民族和个人；但对于前一领域，他主要是谈论水土、气象之类，只能算是“占星地理学”（astrological geography）和“占星气象学”（astrological meteorology），与巴比伦人的军国占星学无关。占星学之应用于个人，也即生辰占星学，则是《四书》后两卷全力探讨的内容。托勒密在这两卷（卷III、卷IV）中集此前这方面学说之大成。

卷III先谈到获取精确出生时刻的困难，而这是以后一切推算的基础。至于准确得知受孕时刻自然更为困难。确定这些时刻都要个靠天文观测，使用星盘（astrolabe）和时计，被特别提到的是水钟（water clock），但托勒密认为精确程度不够，虽然受孕时刻和分娩时刻都应注意，但托勒密分为分娩时刻更重要；

受孕事实上只是精液导致了繁殖，而出生是人本身--因为婴儿在分娩的那一时刻，会获得许多在子宫里不能获得的特性。

这些所谓在出生时刻获得的特性，就是日、月、星辰对人的影响。

接下来详细论述算命天宫图的构成与排算。托勒密认为一个好的占星学家能够从中发现许多信息，这些信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人的体质特征。举两例如下：

当土星位于出生时刻天宫图东侧时，这个婴儿将来会是：

黄肤色、好体格、黑色卷发、宽阔而坚强的胸膛，常规眼睛，身材匀称，气质是湿与冷的混合。

而如果土星位于西侧，则是：

其人形象黑暗，薄弱单薄，头发稀疏，身上无毛，体形悦目，眼睛为暗黑色、气质主要的主要成分是干和冷。

这类纯属算命看相之流的文字，出于曾写了《至大论》、《地理学》、《光学》这些不朽的数理科学著作的托勒密其人之手，而且还以认真的态度陈述着，在现代人看来真是难以想像，然而这在古代却是事实。

一生的疾病也能从天宫图中看出，但更玄妙的是对其人心灵、思想倾向和特征的预言。这类预言依据的重点是黄道十二宫的“主”、“定”、“移”三类宫（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的位置。例如“主宫”（白羊、巨蟹、天秤、魔羯四宫）的作用是：

通常倾向于使心灵对政治感兴趣，使其人投身于公共事务或动乱；好大喜功；醉心于神学；同时，其人是机巧的、敏锐的、好奇的、别出心裁的、深思的；还会致力于研究占星学与占卜术。

关于四“定宫”（金牛、狮子、天蝎、宝瓶）和四“移宫”（双子、室女、人马、双鱼）的作用，也各有一番模式相同的说法。

当然，行星也对其人性格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例如，在算命天宫推中，土星与金星位置有某些关联，如果该两星处于“贵格”（指土、金两星恰处于能“感应”的一宫之内），则此时降生者将是：

不好女色；有支配欲；喜好孤独，城府甚深；无视等级；对美丽无动于衷；忌刻善妒，不喜社交；见解卓越；酷好占卜、宗教和神秘主义，渴望神职，对宗教热忱盲信，恭敬有加；平日正襟危坐，虔恭沉静，醉心学问，信任友谊，禁欲自制，三省吾身，谨慎周密；小心对待来自女性的友谊。

相反，若是土星不能与金星相互配合，处于不好的位置上，它将使人：

肆无忌惮，淫荡好色，亲身参加粗鲁下流无耻之事，乃至淫猥有罪的性交；对妇女不忠诚，……亵渎神灵，嘲骂圣洁的宗教礼仪。

这类话头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神秘主义著作中，仍时常可见。

在《四书》卷IV中，托勒密继续阐述算命天宫图的各个方面；辨识婴儿未来的健康状况；预言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他或她未来的婚姻情况，乃至对于性的态度。例如，如果火星远离金星和土星，但推事又靠近木星的话，就会使此时降生的人“在性交时纯洁有礼，倾向于只着眼于次失的自然用途”--按照西方古代的禁欲主义学说，性交的“自然用途”是受孕育儿；若着眼于享受两性欢合时的愉悦，即为可耻有罪。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和公元10世纪以后的中国也都有一定的市场。又如，要是火星得到金星的“支持”，此时降生的人就很难救药了。这样人：放荡邪侈，人欲横流，为填欲壑，不择手段。

诸如此类。虽然各种情况下的算命天宫图所“蕴含”的信息各有不同，但据此进行预言的模式则大致相似。

三、《四书》的历史影响

《四书》集希腊化时代占星学之大成，它在西方占星学史上的地位，确实可与《至大论》在西方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驾齐驱。托勒密曾从他的前辈，希腊天文学家希巴恰那里继承了许多宝贵遗产，这他自己在《至大论》中也要毫不讳言。希巴恰斯最重要的天文学遗产之一是那份恒星表，现今保留在《至大路》卷VII、卷VIII中的恒星表，被认为就是希巴恰斯星表的改编本。而希巴恰斯、据说老普林尼（Pliny）经常援引他的著作，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做了更多的工作来证明：人与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灵魂是天的一部分”。似乎他也是一位大占星家，也确实有一篇古代论文，以几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至今，文中专论黄道十二宫的占星学意义，而题希巴恰斯撰，不过现代学者认为这只是伪托的。

《四书》为此后一千九百年间的西方占星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标准模式。令人惊奇的是，直到一千三百年之后，欧洲的算命天宫图仍然遵用与此完全一样的标准形式--正方形，外圈标有黄道十二宫符号（这里12个符号与今日全球天文学界通用的符号几乎没有两样）；圈中的12个三角形即黄道十二宫，日、月和五大行星各在何宫几度，往往也在这里标出；中间的方形里，通常记载着天宫图主人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期之类。

《四书》对西方占星学的影响之持久是惊人的--直到今天，仍有占星学家阅读此书，从中获取灵感并寻找理论根据。对于那些不甚务实而喜欢以神秘主义眼光看待事物的人来说，托勒密的《四书》或许显得有些枯燥，不那么才华横溢。但是，托勒密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简洁明快的确定性，这与他在《至大论》中的风格是相似的。况且，《四书》有不少章节，今日读起来还颇有现代气息呢。